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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6名员工为争第1口奶市场 非法获取公民信息

原标题:为争“第一口奶”市场,雀巢中国6名员工非法获取公民信息  “(2017)甘01刑终89号”刑事裁定书显示,雀巢中国公司旗下6名员工涉嫌从多家医院医务人员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据此达到抢占市场份额,推销雀巢奶粉的目的;业内人士认为,该事件暴露了雀巢中国公司在内部人员管控上的不足。  一纸终审裁定书彻底坐实了雀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雀巢中国公司)旗下员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法治周末记者从兰州法院司法公开网获得的一份为“(2017)甘01刑终89号”刑事裁定书显示,5月31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围绕6名雀巢员工对“(2016)甘0102刑初605号”判决书判决不服提出的上诉作出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身为6名被告人“东家”的雀巢中国公司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第一口奶风波”当中。  刑事裁定书显示,雀巢旗下6名员工(媒体此前报道为8名员工)涉嫌从多家医院医务人员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据此达到抢占市场份额,推销雀巢奶粉的目的。  7月7日,法治周末记者采访联系到雀巢中国公司。该公司回应,完全尊重法院的判决。  “完全遵守一切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由全球各国政府实施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以及雀巢的母乳代用品营销政策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业务原则和毫无妥协的首要重点。”雀巢中国公司在回复法治周末记者的邮件中称,“我们也期望所有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事件还得从6年前说起。  终审裁定书显示,2011年至2013年9月,被告人郑某、杨某分别担任雀巢中国公司西北区婴儿营养部市务经理、兰州分公司婴儿营养部甘肃区域经理。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查明,在郑某、杨某任职期间,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推销雀巢奶粉,两人曾授意雀巢中国公司兰州分公司婴儿营养部员工杨某某、李某某、杜某某、孙某4人通过拉关系、支付好处费等手段,多次从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兰州军区总医院、兰州兰石医院等多家医院医务人员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这其中,郑某自2012年2月开始,通过上述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0507条;杨某自2011年开始,通过上述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5659条。  此外,担任雀巢中国公司兰州分公司婴儿营养部甘肃区域主任的杨某某同样通过上述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0085条;任职为雀巢中国公司兰州分公司婴儿营养部营养专员的李某某、杜某某、孙某3人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依次为14163条、10448条、963条。  当然,涉事其中的并非仅有雀巢中国公司的6名员工,他们自然也有来自医院的“帮手”。  “(2017)甘01刑终89号”刑事裁定书显示,被告人王某某利用其担任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护师的便利,将其在工作中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2074条非法提供给了杨某某、孙某,收取好处费13610元。  同时,担任兰州军区总医院妇产科护师的丁某某利用其工作便利,将其在工作中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996条非法提供给了李某某,收取好处费4250元。  此外,被告人杨某甲利用其担任兰州兰石医院妇产科护师的便利将其在工作中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724条非法提供给被告人杜某某,收取好处费6995元。    食品专家朱丹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实际上雀巢中国公司旗下员工违规事件的发生与“第一口奶”的市场争夺有关。  所谓“第一口奶”通常是指新生婴儿出生后喝的第一口奶。  行业观点认为,新生儿对第一口奶是有记忆的,他不仅会记住第一口的味道,而且会因此排斥其他口味的奶甚至排斥母乳。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也催生了不少奶粉企业抢占“第一口奶”市场。  “但是,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应该有一个底线的边界。我的理解是,应该在进行这样的市场行为时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朱丹蓬说,“不过,当下的‘第一口奶’市场确实存在一些灰色地带。”  事实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医疗机构不得展示、推销和代售母乳代用产品的通知》等在内的多部法律法规或规章均有明确规定禁止生产者、销售者向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孕妇、婴儿家庭赠送产品、样品。  然而,雀巢中国公司旗下的员工却这样做了。“(2017)甘01刑终89号”刑事裁定书同时揭露了雀巢中国公司旗下这6名员工违法操作方式。  刑事裁定书显示,多家医院的医务人员证实,雀巢中国公司旗下的员工曾给他们送去雀巢奶粉的试用装,并让他们免费发放给婴儿家长;发放同时并登记婴儿家长的信息;并根据信息数量为他们提供好处费。  此外,据任职雀巢中国公司西北区婴儿营养部市务经理的被告人郑某自己供述,其从上级处获取DR或EDR目标任务,并将任务分配给区域经理,每个区域经理将任务分配给每个业务代表。  在郑某的理解里,DR就是通过医务人员成功指导消费者使用雀巢产品入组的人;EDR就是成为DR后,四个月后还在继续使用雀巢产品的人。  “每个营养专员将DR名单上报给蒋某某,由蒋某某报给公司总部,我负责的每个区域经理的业绩加起来就是我的业绩,每个区域中营养专员的业绩加起来就是该区经理的业绩。”郑某称,“每个区域经理将需要支付费用的名单上报给我,我审核后由西安之旅国际旅行社或刘某给医务人员支付劳务费,这部分钱是从公司总部给的事务运作费用中支付。”  至此,雀巢中国公司旗下的6名员工也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法院判决显示,6名雀巢中国公司员工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其中,郑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4000元;杨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4000元;雀巢中国公司其余4名员工亦被拘役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至免予刑事处罚不等的刑罚,并各处以不同金额的罚金。    对于该事件,中研普华研究员王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雀巢中国公司在销售人员外事纪律要求方面、培训方面尚不到位。  “在利益的驱使下,员工会抛开应有的商业道德,抛开应有的社会责任,违背正常的市场竞争规则,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甘愿铤而走险。”王鹏说。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员工沟通和培训,更加强调合法合规的重要性,进一步严格内部监督控制。”雀巢中国公司在回复法治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表示。  此外,在王鹏看来,商业利益驱使下,为抢“第一口奶”贿赂医院,雀巢员工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也反映出医院在内部控制上的薄弱。  “很多医院没有能够遏制商业贿赂的良好内部控制环境,医院管理者对商业贿赂给医院带来的危害性及加强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其概念模糊。”王鹏认为,“员工的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意识淡薄,没有较强的职业责任感。”  王鹏同时建议,雀巢中国公司应当从健全员工行为规范体系、开展员工廉洁从业纪律教育、开展员工行为排查、建立商业贿赂监督联防机制、信访投诉举报核查等五方面进行内部管理的改善。  来源:法治责任编辑:

原标题:[旅港小记]香港年轻人心中的内地:我们和而不同,但我们终是一家  7月2日,我联系上了在上海的发小罗小姐。听说我来旅游,她主动要求当向导,说一定要带我逛逛不一样的香港,第一站就是她现在住的坚尼地城。  像罗小姐这样在香港大学度过本科四年和研究生阶段的内地学生,不少人毕业后都选择居住在港大附近,坚尼地城、西营盘都是首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方便回学校。  这不,参观完坚尼地城新海旁的“滨江大道”,罗小姐就带我到港大转了转。在学生饭堂吃炸鸡脾配新款红豆冰时,碰巧遇到了罗小姐的好友,同为港大毕业生的“港仔”梁彼得。配着米粉、厚多士和炸鸡,我们三人不知不觉聊了快两个小时。    梁彼得能迅速认出罗小姐,是因为当时我和她正一边啃着炸鸡,一边伸长脖子抬着头,看着饭堂里唯一的电视。画面中正在重播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的就职典礼,饭堂里不少食客都抬头或转身看着电视。当画面里宣誓完毕的女特首走向监誓的习近平主席时,梁生兴奋地坐在了我们对面。  “點解你系度ge?呢個係唔系你個fd吖?(你今天怎么在这里,这是你朋友吗)”梁彼得个子瘦高,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双肩包,戴了副黑框镜,一看就是个经常去健身房的朋友。得知我从上海来,梁彼得顿时切换“频道”,带着标准的港普口音问我:“哇,你这两天来,是来看烟花的吗?”  7月1日晚上,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烟花表演,尖沙咀附近的广东道、弥顿道等主干道晚6时后都会暂时封路至凌晨,阵仗好比每年国庆长假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于是我索性问他,香港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回归20周年。没想到,梁彼得先是哈哈大笑,马上又一脸认真地回答我:“关心肯定不会只放在嘴上,就比如国庆节的时候大家心里都知道,‘今天有点特别是国庆日’,但不会只在这一天爱自己的国家呀。”  “不过,每次有奥运冠军或是航天员来,大家都会很想去现场看看他们……还有马上要来港的‘辽宁’号,我肯定会去看。”喝了口冻柠茶润了润嗓,梁彼得说,之前我国在叙利亚、也门的几次撤侨行动,以及去年新西兰大地震时大使馆迅速撤离中国游客的“霸气”行动,在香港年轻人中都有广泛讨论。  梁彼得1岁时就随父母从广州迁居香港,那是1991年。那一年,深圳股票交易所刚成立,张国荣和周润发主演的电影《纵横四海》上映,距离香港回归还有6年。但在他印象中,第一次频繁接触到内地同龄人,已经是2008年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普通话不太好,你们又不会粤语,交流总会有障碍。”谈话间,经常能从梁彼得口中听到“你们”和“我们”。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内地学生的“学霸”作风,很多人回到舍堂(宿舍)就是念书,平时讨论最多的就是选课和作业。  梁彼得对内地年轻人印象的变化,来自于近年来内地本身的变化。本科主修风险管理的他一直很关心内地市场,对内地的创业潮也早有耳闻。当年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内地同学,已经有人在做科技创业,公司就注册在深圳前海,梁彼得搅了搅冻柠茶里的柠檬片说,好像多少明白了内地同学卖力读书的原因。    聊得投机,我们便转换场地,到港大隔壁的西宝城“续摊”。西宝城是一个大型社区商场,有本地居民每日光顾的大卖场惠康超市,也有专卖家居用品的连锁杂货店日本城,以及各种连锁美食和服装品牌。在香港的大型社区中,这样的社区商业综合体随处可见。  在一家寿司店门口等位时,我说起30日下午刚到香港,在酒店楼下的7-11便利店试图掏出手机付款,跟收银小哥对视两秒后终于反应过来,尴尬地掏出八达通卡赶紧付款走人。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本土有支付宝这样的东西诞生,会很鼓舞年轻人士气。”  听了他的话,我想起去年夏天来港时,第一次在尖沙咀的一家名表店内看到微信支付的标签。这次再来香港,不仅免税店DFS早就可以使用支付宝,连铜锣湾深街小巷里的海鲜大排档,也在店门口贴出了二维码。  其实在2014年初,支付宝就进驻了香港部分OK便利和卓悦门店,但3年过去,香港零售业的电子支付情况并不普遍,现金、银行卡和八达通仍是最主要的支付手段。  “你觉得,是因为八达通实在太方便吗?”我问道。  梁彼得回答:“香港人应该没想到,过去20年给大家带来无限便利的八达通,如今可能成为香港拥抱移动互联网的阻碍。”1997年9月1日,八达通卡横空出世,作为全港通用的电子收费系统,如今已成为香港的特色之一。  但梁彼得也说,香港本地的创业因子不显著,是更大原因。“你看香港有那么多地产大佬,但只有李嘉诚关心高科技,投资了AlphaGo。”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忍不住打开讯飞语记,把他的话记了下来,没想到却引来梁生当天的第N次惊讶——原来手机APP的语音交互准确率可以这么高。  我向梁彼得简单介绍了讯飞语记的“爸爸”科大讯飞,他对这个打破人类语言“巴别塔”的科技公司很感兴趣,立即打开手机开始搜索,正巧看到关于语音系统为“一带一路”战略搭桥的新闻。  顺势问他香港年轻人是否关心“一带一路”“沪港通”这些比较“高大上”的时事,梁彼得的回答很客观:“这些对社会高层次人士,比如商界人士很有影响,对普通人的影响倒不明显……但是香港保持竞争力,必须要学会向内地看,共赢总是没错的。”    酒足饭饱后,我们趁着夜色在皇后大道上走走消食。港岛西区的街区尺度很小,不知不觉我们就走到了港铁站。临别之时,梁彼得说有几个问题一定要“反问”我一下,第一个问题就差点让我善意地“爆笑”。  “前两年A股市场暴跌,内地炒股票的年轻人怎么办?会很发愁吗?”“相比炒股,内地年轻人置业压力更大,香港应该也一样。”  “你们平时会去哪里relax呢?都宅在家?”“宅在家和去户外运动皆有,全世界年轻人应该差不多啦。”  “最近‘香港01’好红,大家都在上面看八卦,你们看新闻多还是八卦多?”“额,我们也有……今日头条!”  回答了“好奇宝宝”梁生一连串问题后,末了迎来他的“终极提问”——  “你觉得,你们和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呢?”我反问他。  “没什么大不同,我明白了,其实我们都一样。”  在港铁站分别时,梁彼得很认真地与我握了握手 。不得不说,交流,真的是打破思维定势最好的方式。责任编辑: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中南海游泳池旁,他领到一项重要任务  7月27日,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图书出版座谈会。  出席的不仅有全国政协、中联部、中国文联、中国记协、军事科学院的有关领导和专家,还有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习仲勋之子习远平、宋任穷之子宋克荒、罗瑞卿之子罗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亲属。  能引起这样一场高规格座谈会的图书,是《耿飚回忆录》。  耿飚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从军旅生涯到外交工作,从中联部到中央军委,从副总理到国防部长,他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耿飚回忆录》这次再版,采用了创新的形式,是第一部老一辈革命家著作视频书。    罗瑞卿之子罗箭在现场讲的一段话让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印象深刻,“我们这代人父母在世的时候很少和我们讲他们的经历和故事,退休之后有时间了,看了很多资料和书,特别是叔叔伯伯们的回忆录,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我们的父母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说到这次《耿飚回忆录》再版,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张振明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回忆录在文字方面没有改动,但是增加了近200幅耿飚的家藏照片,有些是首次发表。  耿飚酷爱摄影,红军时期就拥有一台老式相机,自己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并在许多照片上亲手题写了标题。这次增加的照片中也有他拍摄的照片。  之所以称为视频书,是因为此次再版还通过二维码插配了30多个短视频,内容主要是从五集文献纪录片《耿飚将军》中剪辑而成。政知君注意到,扫码之后手机上就会出现相关历史时期的视频,点击可以观看,使得书既可看,又可视可听。  张振明透露,这两年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视频书,效果不错。那是属于政治文件类的图书,而革命历史题材类的视频书还没有过,这次也是做了一个尝试,使得图书在形式上更直观,信息量更大。之后,人民出版社还会陆续推出一批视频图书。    1950年,脱下军装的耿飚成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军人搞外交,肯定有一个训练适应的过程。《耿飚回忆录》透露,为了便于他们适应和熟悉外国的生活习惯,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办公厅找一个合适的饭店,让这批驻外大使连同家眷都搬进去住,最后确定了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周总理还要外交部办公厅请来一位老师,教大使夫人们外交礼仪。这位老师叫胡济邦,曾在二战时当过驻苏联记者,又在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担任过三秘,解放后回国参加外交部筹建。  “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胡济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样执刀弄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地演练一遍,直到阎宝航和胡济邦点头满意为止。”《耿飚回忆录》中写道。  书中还披露,由于要学习呈递国书的程序和礼节,在东欧国家驻华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的时候,十位驻外大使被安排现场观摩学习。  当他们走进怀仁堂时,发现接见大厅已经布置妥当,没有他们的位置,不知道在哪里观摩,工作人员把他们分别引进大厅旁边的几间小屋里。小屋和大厅只隔着一排窗户,窗格上糊着洁白的窗纸。  “喔,这是休息室。”耿飚说,“是不是等会儿举行仪式时要站着观看,所以先让我们在休息室里坐一会儿?”  “不,”工作人员笑着回答,“你们几位就在这里观看。”  大家感到非常意外,觉得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来了,忽然,他注意到窗户纸上有一个桂圆大小的窟窿,就问是怎么回事,有人答道想看得清楚些。周总理点点头,觉得这样也有道理,但每人都捅这么大的窟窿,十个窟窿一排,容易被发现,会失礼。他考虑了一会儿,忽然从桌上拿起一支削好的铅笔:“有了!我看不如用铅笔尖戳个小洞,这样既可以看,又无伤大雅。”  有人说,“洞太小了,恐怕看不仔细。”  “小中见大嘛,”周总理一面用铅笔尖在窗户纸上戳孔示范,一面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  “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  开启外交生涯的耿飚在担任驻瑞典大使的六年之后,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后不到半年,耿飚便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而回国。一天早晨,毛主席叫人给他打电话,要他马上去。根据耿飚的印象,毛主席经常是深夜批阅文件,凌晨睡觉直至中午,故而要到下午才能接待来访者。这次却是早晨,耿飚赶到中南海内游泳池旁时,毛主席已经在池内游了好几圈,正从游泳池上来,披上一件泳袍,招呼耿飚共进早餐。  毛主席一面给耿飚夹菜,一面询问关于北欧和巴基斯坦的情况,然后又谈到国内情况。耿飚讲到美国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毛主席说“对了!”毛主席放下筷子,神情庄重地说:“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驻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啊!”  毛主席解释说:“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联结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另一方面,”毛主席继续说,“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耿飚知道毛主席所说的南门是指香港。现在帝国主义封锁,只有香港这个南门还不够,的确应该打开巴基斯坦这个西门,建立一条通向世界的国际通道。  “你看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毛主席问耿飚。  耿飚说:“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    上世纪70年代初,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需要把家搬到中联部。据中联部原副部长马文普在座谈会现场回忆,他当时参与了帮助耿飚搬家,两部敞蓬卡车开到耿飚的家把他的全部家当搬走。东西放完之后,人还可以站在车里,这样一位老革命,几十年来他的全部家当,两辆不大的敞篷卡车就能装下。  这本《耿飚回忆录》中,也提到了1962年冬,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一场历时一个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周总理亲自指导处理这个事件。当时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周总理经常把他找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罗总长向周总理建议,要耿飚也参加研究,因为耿飚既是副外长,又熟悉军事。  于是,每天晚上,耿飚和罗瑞卿、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等人都到周总理那里,一起商量、研究。有时情况紧急,白天也去研究。每次作出决定后,有关军事方面的,由罗总长回总参去贯彻、实施。关于外交方面的,由耿飚回外交部去布置、执行。凡有重要情况和重大决定,周总理都亲自去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因此,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停战后,我国政府命令边防部队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尔后又分批释放了3000多名全部被俘人员。  在交还缴获物资前,周总理还特别指示,要把缴获的武器、车辆等擦洗干净,通知印军来领回。这种把缴获物资全部无条件交还敌方并为其擦洗干净的做法,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不曾有过。那么,印军派人来领取时,让他们打着什么旗帜呢?周总理的指示出人意料,他说: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按照国际惯例,败方应该打出白旗;但是打白旗意味着投降,而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是把入侵印军赶出去,进而促使印方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不是要印军向我们投降,所以不宜让印军打着白旗。当然,也不能让印军打着军旗前来。  而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因此要印军打绿旗前来领取,一方面表明我国的和平诚意;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军不把印军当作败方,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以便有利于解决争端,并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责任编辑:

原标题:被中方“印军越界立场文件”说得丢脸,印度狡辩:我们人没少!    印方认为,中方发布的数据会令其在政治上“吃亏”,因此通过匿名官员对内表示“没撤一个人”。  中国外交部2日下午发表有关印度军队非法越界的立场文件,文件有理有据地阐明印军越界的非法性,并表示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目前,中印军方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已持续一个半月,中方此时发表这一“迄今最长声明”引起印度媒体高度关注。除了聚焦中方文件中的警示性话语,令印方尤为纠结的是文件中提及印度边防部队越界的人数,“从最多时的 400 余人降至40人”。  2日晚,印度“官方人士”立刻向印度媒体辩称,“人数没少”。  中国外交部在2日发表的《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中,详述了印军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的过程。文件称,6 月 18 日,印度边防部队270 余人携带武器,连同 2 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 100 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引发局势紧张。印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 400 余人,越界纵深达到 180 多米。截至7月底,印度边防部队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文件通过图片和外交文件阐明洞朗地区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并反驳印度炮制种种“借口”为其非法行为辩护的行为。  《今日印度》2日注意到,中国在立场文件中,要求印度应立即无条件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这份文件重复了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此前的表态,但篇幅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印度《经济时报》则把关注点放在中国警告印度不要掺和中国和不丹的事务。报道援引文件中的话说,中不边界问题是中、不两国的事情,与印度无关。印度作为第三方,无权介入并阻挠中不边界谈判进程,更无权为不丹主张领土。  “印军人数没少”,印度“政府消息人士”2日晚通过新德里电视台、《每日新闻和分析报》等印媒对中方文件中提及的印度边防人员人数问题做出“澄清”,该人士宣称,印方仍有350至400人在现场。关于中印对峙的人数问题,印度《商业标准报》同一天则援引印度军方人士的话说,中方士兵人数从高峰时期的300人降至现在的40人。印军从对峙高峰时期的400人降至150人。不过印度陆军的一个3000人的整编旅,依旧在印方靠近锡金的地段待命。  印度为何对印军人数如此纠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城2日接受环环(ID:huanqiu-com)采访时表示,印方认为,中方发布的数据会令其在政治上“吃亏”,因此通过匿名官员对内表示“没撤一个人”。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钱峰2日对环环说,如果印度政府方面有意透出上述消息,说明印度政府直到现在还死要面子。印方似乎想以人数多,来向国内证明在与中方的对峙中“占据优势”。钱峰认为,中方发表的数据一贯严谨,从数据变化上看,印度政府事实上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后路了。  钱峰表示,中方此次发表的立场文件有中英版本,有理有据地表明了中国在法理和道德上无可置疑。该文件表明了中方有积极发展中印关系的诚意,但绝对不会容忍主权安全受到侵犯。中方发表立场文件是在提醒印方,应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留给印方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  赵干城认为,事件发生一个半月以来,中方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立场,但印军顽固坚持停留在中国领土上,这令危机到达关键点。中方立场文件阐明了双方冲突情况、历史背景、前因后果,“把该讲的话都讲完了”,若印方还坚持不撤退,就只能采取其他措施,其中就包括强力措施驱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日表示,中方发表文件是为了维护本国的领土主权,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公平和正义。责任编辑: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 崔明轩]15日是台湾“解严”30周年。但是蔡英文当局上任一年多的表现,让整个台湾社会陷入了一种肃杀气氛,岛内媒体不禁怀疑“台湾是不是又重回戒严时期了?”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15日不约而同地缅怀颁布“解严令”的蒋经国,有趣的是,两人先后担任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称,他担任蒋经国的翻译达7年时间,经历过“解严”、开放两岸探亲等重大历史时刻;1986年10月,当时蒋经国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承认将宣布“解严”。他说,尽管知道这消息已有一段时间,在翻译时仍感到震撼,更形容自己浑身上下就像触电一般。马英九还称,“解严”虽然已经30年,但依照台湾现在的发展来看,还有很多事值得担心,像大家常批评“威权”体制,不过一旦执政后是否能摆脱诱惑,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宋楚瑜在脸书发文称,“解严”与否当时在台湾已酝酿和议论一段时间,“经国先生的意志很坚定”。  与此相比,绿营人士在回忆“解严”时更多是批评国民党及大陆,或谈论自己在“戒严”时期受的“苦难”。蔡英文15日在脸书发文称,长久以来,有些人习惯把台湾“民主化”归功于蒋经国,不过“我认为在解严3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台湾人民的身上”。因鼓吹“台独”、抗拒警方拘捕而自焚的郑南榕遗孀叶菊兰称,现在台湾要对抗的是大陆,“有一个更大的天罗地网罩在台湾天空……但台湾的年轻人有准备吗?有此意识吗?”“内政部长”叶俊荣16日敦促“集会游行法”“公投法修法”今年完成。“文化部长”郑丽君则要求完成所谓“文化政策转型”,明显在为“文化台独”铺路。  《自由时报》回顾称,国共内战时期,一再失利的蒋介石1948年12月宣布全国戒严,但排除台湾、新疆和西藏。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于1949年1月24日撤销全国戒严令,“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则于同年5月20日宣布台湾“戒严”,规定平民若在“戒严”期间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交付军事审判;“戒严”期间不得集会、结社、游行,不得随意兴办报章杂志,包括书籍、歌曲、演出都可能遭到查禁。上世纪80年代起,台湾社会陆续出现“解严”的呼声,1986年民进党成立,挑战“戒严”。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宣告台湾自7月15日起“解严”,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位于“前线”的金门、马祖则于1992年11月“解严”。  不过30年过去了,台湾所谓的民主真的更好了吗,不少人就此提出质疑。政大法律系教授廖元豪称,近十年来出现一种说法,认为台湾社会其实没有真正觉醒,还是需要“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例如“转型正义”等,似乎觉得无穷尽冲突是对的,令人忧心。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也称,蓝绿斗争没有比以前减缓,甚至更恶化,这是政治文化的明显倒退,令人非常遗憾。中央日报网络报16日称,在蔡英文执政之下,台湾政局走了回头路,呈现的是更多警察、更多封锁;蔡政府一意孤行,如同关闭了与人民的对话,霸道、独裁更甚以往。  《中国时报》16日的一篇评论称,近年来台湾政局纷扰、街头运动频繁,日前蓝绿“立委”砸水球、砸椅子,捉对厮杀大打出手,更是上了美国媒体脸书专页,“台湾当前的乱,是忘了民主自由的真谛: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该报的社论还说,台湾社会也传出类似反民主事件,近日社交媒体针对大陆电竞选手在台比赛夺冠却受到冷落的事件,以及陆生不幸病亡的悲剧,充斥着各种煽动仇恨、歧视侮辱的不堪言论,尤其是陆生病亡一事,连“人死为大”的厚道都不存焉,引发了大陆民众的强烈反感,“这些不成熟处反复呈现后,让大陆不论官民,对西式民主存有疑虑,指着台湾的乱象问:这就是西式民主吗?”责任编辑:

分类(搞笑)| 2016-06-07 09: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