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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将公布“一地两检”方案 高铁站划内地辖区

据香港文汇网报道,香港政府月底将公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经民联副主席林健锋透露,高铁西九龙总站的最下面两层,即站台层及用作内地出入境口岸的一层,将在“一地两检”安排之下,划作内地司法管辖区,实施内地法律,内地亦拥有全面的司法管辖权。   据港媒报道,林健锋表示,高铁西九龙总站的内地司法管辖区,内地将在划定范围拥有全面司法管辖权,即除了办理出入境、清关和检疫手续外,范围内若发生刑事纠纷,亦会由内地法院处理。  据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即将公布的方案涉及拨出地方让内地在通关时运作,但当内地执法人员离开规定范围后,就无权执法。他也希望社会以积极态度处理此事,明白有关安排是让港人、内地及外国旅客使用高铁时均能享受快捷良好的服务。  香港《星岛日报》此前报道称,有关专区包括高铁西九龙总站内的内地出入境管制区、高铁月台及车厢;但香港境内的高铁沿线路轨则仍然是香港法律管辖。有关安排将通过本地立法及人大常委会立法实施。香港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称,若不采用“一地两检”,高铁或需两倍时间到达广州,完全失去高铁效益。  “星岛环球网”则援引怡和管理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彭耀佳的话表示,高铁有了“一地两检”后,将有利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制造更多就业机会,方便香港人到内地创业。他又说,高铁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到难以估量,如果高铁做不到“一地两检”,香港会被边缘化。  香港旅游业议会名誉顾问胡兆英则称,旅游业界都非常期待高铁开通,预计高铁实行“一地两检”后,内地来香港自由行的人数将会回升,高铁旅游这种新的旅游模式亦会受到港人欢迎。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全长约26公里,总站设于西九龙,行车路线由西九龙向北伸延至深圳,并连接高铁内地段,预计明年第三季度通车。  “一地两检”是指,两个地区的边境口岸在同一处地点完成两地的出境和入境检查检疫手续,例如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深圳湾口岸,就是实行“一地两检”。但根据《基本法》,内地公务人员不能在香港境内执法。因此如何在西九龙实行“一地两检”一度让香港为难。反对者担心破坏“一国两制”。有香港法律界人士建议,最简单的做法是,由人大常委会重划香港特区的边界,将高铁站内的内地管辖专区划出香港特区的边界之外,即不用实施香港法律。(综编/海外网 张霓)责任编辑:

原标题:台媒不满绿色和平组织的中国地图 台网民扬言让其退回捐款  [环球网综合报道]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张地图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有台湾网民扬言让绿色和平组织退回捐款。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回应,若要取消捐款,可跟他们联系,会有专人处理。  据台湾亲绿的《自由时报》9日报道,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日前在官网上发布《中国煤电产能过剩与水资源压力研究报告》,报告中有一张地图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引发台湾网民强烈反弹。有人痛批绿色和平组织为“诈骗集团”,还有人要求绿色和平组织退回捐款。绿色和平(台湾网站)7日回应说,该报告研究范围并不包含台湾,报告内容也未提及台湾,“仅在地图上误植”。《自由时报》援引绿色和平组织的说法称,其北京办公室遵守中国地图管理条例规范,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踩了台湾不少网友的政治红线,未来会更谨慎应对。  绿色和平组织在台湾每年募款2亿元新台币,对此,绿色和平台湾办公室解释说,在台湾募得的捐赠收入是100%投注在台湾的环境项目。但这些解释似乎仍不能平息网络争议,9日还是有不少台湾网民涌入绿色和平组织官网,呼吁停止捐款。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资深媒体与推广主任李芳怡9日说,若个人需要取消捐款,可与他们联系,他们会有专人负责、处理。对于绿色和平组织的最新回应,有岛内网友称:“台独分子自取其辱,秀下限的后果,就是反被将一军。  对于地图一事,有岛内网民发现绿色和平组织并非“误植”,而是长年遵行大陆的立场。不过也有分析称,根据台湾的“宪法”,台湾和大陆都在中国版图内,并无问题。(陈雯萱)责任编辑:

原标题:为了351个沉默的死者  这是一场为351名死者进行的审判。  2017年7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人民法院一间审判庭里,3位法官身穿黑袍端坐在审判席,8名被告站成一排。这起刑事案件共有351名“受害者”,无一到场,全部死亡。  9个月前,为了侦破这起案件,锡林郭勒盟成立了专案组,副盟长任组长,抽调盟旗两级公安局、森林公安局精干警员,下设8个工作小组。规模之大,在正蓝旗公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了迅速锁定嫌疑人,专案组在9天9夜时间里筛查了16万张监控图片,走访了3133名群众,将悬赏金额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接到了近百条举报信息。  那些侥幸从这场浩劫中逃脱的幸存者,永远也不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们更无法为同类站上法庭。  因为死者与生者都是候鸟,大多数是小天鹅。  一  在刘永平的印象中,2016年10月21日天气极好。阳光照在洪图淖尔(湖泊名)上,反射出耀眼的白色。湖面上落满了小天鹅,活的跟死的挤在一起,从远处看去难以分辨。  被打捞上岸的天鹅死体排列在黄褐色的泥土上,齐齐探着细长的脖子。每一只身上都用曲别针别着一张白纸,上面的数字是它们的死亡编号。  “跟发生杀人案时使用的编号方法差不多。”刘永平说,他做了二十多年警察,几年前刚调任正蓝旗森林公安局局长。  案发两天前,刘永平正在外地开会,屋里没开暖气。在接了一个电话后,他觉得房间更冷了。森林公安局的分管局长打来,说接到报案称辖区内的洪图淖尔出现了一百多只小天鹅死体。  “这么大的死亡数量,只有可能是禽流感或是人为杀害。”刘永平说,“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愿意看到。”他当即布置警员在现场彻夜蹲守,除了同事,这件事他对所有人保密,“在那个时候,我谁都不能相信。”  当时他并不知道,凶手禹胜永等人就躲在湖岸远处的沙丘后面。这些人原本是来打捞候鸟死体的。  每年10月,小天鹅都会排成“V”字形,从西伯利亚飞到中国南方过冬,内蒙古的各个湖泊是它们的必经之地。仅在洪图淖尔,小天鹅的数量就能达到上千只。在当地,它们被看作极具灵性的生物。  案发10天前的傍晚,禹胜永和几个同伙开着一辆轻型卡车来到湖边,从车上拖下一大袋玉米粒,将近30斤。天气渐冷,洪图淖尔旁的牧民把牛羊赶到冬牧场。附近除了大片栖息的天鹅,偶尔只有几位摄影爱好者。大多数时候,这里人迹罕至,能够遮挡视线的只有几丛灌木和低矮的沙丘。  玉米粒上裹着“克百威”,这是一种剧毒农药,能让飞禽在几分钟内毒发身亡,当地俗称“扁毛霜”,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药物,目前市面上很难买到,但仍会出现在某些网店中。为了让毒药的附着力更好,禹胜永特意在炒制毒饵的过程中加入了猪油。他此前也参与过候鸟的收购、运输。  “一颗玉米粒就足以毒杀一只候鸟,他那一袋大概有上万颗。”刘永平说。  禹胜永穿着黑色的雨裤一步步向湖中走去。他抛洒着毒玉米粒,一直走到距离岸边几十米的地方。不到半个小时,玉米袋子见底了。  第二天,他和几个同伙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湖边收猎物,看见死去的天鹅有的漂在湖面上,有的倒在岸边。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打捞了近百只候鸟,藏在当地一名同伙家中的冰柜里。  他原本的计划是,将猎捕的天鹅拿到黑市上去卖,一只通常能卖到上千元。“天鹅肉”也许最终会进入餐厅或酒店,送进人们的胃里。  二  在现场蹲守一夜无果后,刘永平决定开始打捞天鹅死体,也打捞真相。  打捞现场听不到什么声音。考虑到可能发生禽流感,人人戴着白色的口罩和黄色的手套,将黑色雨裤提到腰部以上。在湖面的中心位置,人们拉动着几只黑色的筏子,筏子经过的地方,没飞走的小天鹅就意味着已经死了。参与打捞的工作人员把死去的天鹅抱起来,它们的颈子还垂在水里。  上岸的小天鹅被摆放得整整齐齐,有的尚未成年,体型瘦小,还是灰色的“丑小鸭”。它们眼睛紧闭,脚蹼缩着,嘴角没有血迹,却有口水。“证明是非正常死亡。”刘永平说。  当这场打捞进行时,禹胜永偷偷将30只天鹅死体装在一个纸箱中,带上了去天津的大巴车。  这趟车要走将近10个小时,旅客多是在两地间往返的小商贩。禹胜永的纸箱跟装满衣服、玩具、食物的“货物”混在一起,没有受到任何怀疑。留在正蓝旗的同伙将26只天鹅及其他30余只水禽埋在了正蓝旗朝阳村的后沟里。  打捞结束后的第二天深夜,动物防疫部门的检验结果出来了,送检样品均死于中毒。同一天,锡林郭勒盟成立了专案组,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立案后的9天9夜里,刘永平没洗澡,没洗脚,也没换过衣服,每天要开好几个小时的案情讨论会,累了就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为了方便过夜,他在办公室角落里还放了一个洗脸盆。出镜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皮鞋上都是土。  这个身形壮实的男人生于一个牧民家庭,却从不宰杀牛羊,因为“不忍心看它们挣扎”。父亲多次说他“不像个男子汉”。成为警察后,他曾从飞驰的汽车旁逃生,也曾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环境中实施救援,原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坚毅的人。数年前,他处理一场车祸,看到被撞倒的马匹倒在路中间,大马和小马相互望着,血流不止,眼里有泪。“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  为天鹅之死追凶的日子里,刘永平几乎没回过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破案,严惩凶手。  通过大情报信息系统,专案组调取了2014年至2016年3年间,候鸟迁徙回归时段入住正蓝旗及周边地区旅店的几十万条人员轨迹数据,通过比对筛选,发现重点嫌疑人员40人。通过反复筛查和轨迹跟踪,有前科的禹胜永已在重点嫌疑人之列。  到达天津的凶手将天鹅死体储藏在侄子的仓库里,骗家人说“只是几只家禽”。直到11月3日禹胜永落网时,他的侄子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家中储藏着26只死亡的小天鹅。  在距离天津近五百公里的正蓝旗,埋在朝阳后沟的候鸟死体被警方挖掘出来,它们被包在绿色的尼龙袋里,躯体已经僵硬,长长的颈子扭曲成各种形状。  三  刘永平其实可以不去审讯现场,但他想看看主犯“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低头坐在审讯椅上的禹胜永“白净、精神”。就在“天鹅案”发生一个月前,一个杀害了自己妻子及岳父母的凶手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在这座开车10分钟就能逛完的小城,天鹅案比杀人案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这里从没发生过数量如此巨大的盗猎事件。”刘永平说。与嫌疑人隔着几米,这位警官的手已经攥成了拳头。“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他问对面的禹胜永。“知道。”对方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低下头去,被铐住的双手不自觉地动弹着。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禹胜永等在正蓝旗洪图淖尔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290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1只及其他有保护价值的水禽60只,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一款规定,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法律帮助351名被害者作出了惩罚决定。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人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主犯禹胜永因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在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主任周海翔看来,“投毒是一种非指向性的盗猎方式,任何物种都有可能被猎杀,甚至会危害公共安全。”他举例称,去年发生在吉林的一起捕售127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猫头鹰的案件,两名主犯分别被判处18年和17年有期徒刑。  他特别注意到,禹胜永有两项罪名,除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外,还有另外一项非法狩猎罪。  “在我国,如果拥有狩猎证,在个别地方是允许猎杀非国家重点物种的。”周海翔解释,“但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物种不分重点和非重点,都应该是一样的。并且有些物种数量就应该是少的,东北虎不可能像野鸡一样多。草原的老鼠也要足够多才能维持鹰的生存。任何物种都有保护的价值。”  在他看来,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都将会受到影响。鹰少了,蝗虫和蚂蚱就会泛滥。城市如果没有蚊子,鸟也同样无法生存。周海翔所在的沈阳理工大学设立了一家猛禽救助中心,去年接收了137只被人用弹弓或弩打伤的猛禽。很多时候,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伤害甚至是无意中造成的。  “人类习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将物种分为有益和有害,在生产生活中已经无意识地对生态平衡造成了影响。比如农药化肥的滥用,或者保护某些物种只是因为它们美丽。”周海翔语气有些急促,“野生动物是生态的一道防线,这个共识尚未在社会上形成。相反,大多数人认为野生动物是可以利用的。这是除了猎捕之外,一种更广泛、也更根深蒂固的破坏方式。”  在被捕当晚持续4个多小时的审讯中,禹胜永几乎一直低着头。“我真没想到这事能闹这么大。”他的双手被铐在桌子上,没法擦眼泪。  周海翔认为,在人类掌控规则的世界,作为被害方的其他物种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被伤害的主体不会讲话,所以它们权利的保障只能依靠人类。而事实上,为野生动物说话的人很少,其中有权力和能力改变现状的就更少。”在他看来,人们应该思考,如何像对待人类自身一样对待任何一个物种。  案发后的几个月里,洪图淖尔岸边多了一顶蓝白相间的蒙古包,里面有人日夜值班。  湖面上的“幸存者”依然把这里当作旅途中的家园。为了防止它们进入投毒区域,值班工作人员不停地朝湖面鸣笛或者放礼炮警示。  响声隆隆,像一场持续几个月的葬礼。责任编辑:

来源:海外网    原标题:错别字频现 新加坡官方机构中文水平“不敢恭维”    海外网7月23日电 由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发起的“讲华语运动”7月上旬在该国再度启动,不过,由于活动组织者的疏忽,该活动标语中出现明显错别字,将简体字“听说读写”中的“读”误写为“渎”。活动组织者们事后在脸书上用中英文同时发表声明,对此错误道歉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汉字,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对这种疏忽的严重性真诚地道歉,并会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该问题。”  但其实,这并不是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第一次闹出笑话,甚至其他新加坡公营机构也曾犯过不少语言相关的错误,贻笑大方。尽管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是华人,但新加坡作家吴韦材就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华文水平下降:“19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华文老师再如何尽力,但学生下课后置身在英语环境中,加上没有文化素养支持,学生根本没有所谓“母语”的归属感,也是令华文水平下降的原因。对于“讲华语运动”,他批评推广活动欠缺评估,也没有调整方向,未能提高层次,因此意义不大。  对于新加坡社会中出现的讲中文方面的各种问题,香港01新闻网做了以下的一些汇总:    据《联合早报》报道,今年3月“讲华语运动”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戏剧社合作制作学华语影片,影片中教授量词使用方法,指“圆的东西(量词)都用粒”。有网民戏言,难道是“一粒太阳”、“一粒月亮”、“一粒地球”?    2016年底,女皇镇一个小区中心通知居民将举行Christmas Celebration Party,华文版却译为“圣诞节庆祝党”。Party可译作“派对”及“党派”,但小区中心却选了错的一个释义。网民戏言,原来新加坡除了人民行动党、工人党,还有个“圣诞节庆祝党”。    去年新加坡保健促进局宣传提高民众防跌意识的活动,目的是让老人及照顾老人的看护或家庭成员了解如何避免长者跌倒。活动的英文名称为Launch of Falls Awareness Campaign,中文直译为“推广跌倒意识运动”,像是鼓励民众跌倒。有网民表示:“推广跌倒,一定要达到每个人经常跌倒的程度,这个运动才能算成功!”也有网民将“Falls”译为“秋天”,以为当局是提醒民众秋天快到了,要多穿衣服。    华人的中元节又被称为盂兰节或鬼节,英文译为“Hungry Ghost Festival”。但在2002年,新加坡旅游局将“Hungry Ghost Festival”误写为“Hungary Ghost Festival”,被笑称为“匈牙利鬼节”。  港媒对此评论称:唯一鼓励新加坡人继续这条艰辛的双语政策之路的,或许是李光耀的自身经历。李光耀在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讲述出身于英语家庭、却是华人的他,学习语言的困难。不知新加坡人学习语言,又能否如“国父”李光耀治国一样坚毅?(综编/海外网 吴正丹)责任编辑:

原标题::最后抓获的两嫌犯受审,未当庭宣判  7月14日上午,河南“农妇追凶17年”一案,由周口市中级法院在项城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次出庭受审的,是该案中最后抓获的两名被告人齐好记、齐扩军。截至澎湃新闻发稿时,庭审刚刚结束,法庭未当庭宣判。  2016年9月,该院对齐好记、齐扩军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人均犯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和有期徒刑15年。此后,李桂英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及两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  2017年1月,河南省高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清”,撤销周口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发回该院重审。  此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是被害人之一的李桂英,今天一大早就赶到法院,出庭庭审。  19年前的李桂英,是村里管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1998年1月30日,她与村民齐学山发生口角。当时,她的丈夫齐元德和本村另外4位村民卷入冲突,造成血案。冲突中,齐元德失血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李桂英的伤情构成轻伤。  案发后,嫌犯齐学山、齐金山、齐保山、齐扩军、齐好记逃逸。此后,齐元德的妻子李桂英遍访多省,17年里坚持寻找凶手。截至2015年底,涉案的5名嫌犯均被公安机关抓获,其中3人被判有期徒刑或死缓,判决已生效。最后抓获的齐好记、齐扩军成为此次庭审的两名被告人。  在14日的庭审中,公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及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均发表意见,并进行了辩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齐好记、齐扩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两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认为,起诉书的相关指控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形成证据链条,故意伤人罪属定性错误。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桂英及其代理人认为,此案系共同犯罪,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判处两人死刑。  7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了赔偿要求,要求被告人赔偿死亡赔偿金、父母赡养费、子女抚养费、医费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902087元。  经过5个多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日宣判。责任编辑:

分类(搞笑)| 2016-10-04 07:14:17